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在更严格要求的党内法规之下的。

生产力中最积极活跃的因素是人。法治在保障支持现代化顺利进行过程中，主要是运用法治方式来保证社会的持续活力和维护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现实的正义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只有在这种前提下，国家强制力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要改变守法不容易、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象，努力形成守法便利、执法成本低、违法成本高的新机制。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因此，他们在公正领域更注重程序公正，认为只要有了公正的程序，就能实现公正。

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消极国家的理论让位于积极国家理论，政府管理由守夜人转向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介入。这种动员体制最大的特点是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集聚资源，实现预定的目标和任务，极富效率。因为守法是守信的底线要求。

政策执行类事务可以通过行政方式治理，常常需要村庄和社区协助。然而，如果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公权私用，借社会诚信机制服务于组织体自身的利益，则冲淡了上述合理性。自治在法治的保障下施行，在德治的滋养下运转，从而实现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被评为违法失信户的，家庭成员在集体福利、评先树优、招录招聘、征兵政审、经商贷款、政策扶持等多方面受到考量，被评为守法诚信户的在上述方面则会得到优待。市场经济越发达，信用交易比例越高，金融创新和信贷产品越复杂，信用风险问题就越凸显，经济信用体系就越需要完善。

信用本来就是存在于日常生活、经济交往、社会治理等各个领域的概念，将违约行为、违法行为、违反自治规范行为、违反特定道德的行为统一称为违法失信，在理论上具有自洽性，在地方政策甚至地方立法上已经成为广泛现实，也为诸多中央文件所肯定。自治是基层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务，其核心内容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具体实施步骤包括：制定《家庭诚信档案管理规定》《诚信积分规则》等村规民约（社区公约），建立家庭诚信的积分规则，违法失信行为将被扣分，守法诚信行为将获加分。基层治理运用社会诚信机制，应当弥合这些张力，既满足治理需求，又助力法治社会建设。

违反诚信规则的家庭户，一旦扣至一定分值，被纳入失信名单，将面临多种不利后果。2016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第一，社会诚信机制属于德治范畴，其内容大多关联道德行为。相对于刚性的执行、监督、考核，通过社会诚信机制将政策执行转化为自治运行，是一种更为柔性也更有效的方式。

社会诚信建设恰恰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提供了重要抓手，成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乃至三治融合的重要平台。不同经济地位、社会阶层的人，会对不同的思想观念表现出亲和性，甚至自觉选择相应的思想观念。

德治 社会诚信建设既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也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基层治理运用社会诚信机制，方案可能是基层政府设计并提供给村庄（社区）的，但是在村庄（社区）层面，遵循自治规则运行。

二是强化信息平台和治理队伍基础，实现三治融合的要素条件支撑。社会诚信机制促成三治融合，促使我们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思考社会信用体系。四、社会诚信机制与法治的张力 社会诚信机制赋予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新的有力治理手段，取得了显著成效。社会治理由此转向更少规制、更多声誉的形态：不同领域中的各种声誉机制发挥作用，而政府的职能将被重新定位，它从直接管理中退出，着眼于提高各个领域的信息透明度，着力于信息的收集和公开，支持声誉机制发挥作用。基层治理运用社会诚信机制，有治理需求的驱动，更是社会诚信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政策引导的产物。尽管作为连带责任依据的《家庭诚信文明管理办法》，是经过村庄或社区的自治程序，甚至在基层政府指导下制定的，然而，以社会诚信机制限制个人基本权利，还是不具有合法性。

这在基层治理中取得了明显成效，很多人正是在这种威慑下对待自己的义务和责任。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是这一交互过程的重要理论成果，社会诚信机制是三治融合最为重要的抓手和平台。

古代，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户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是社会的细胞，在经济生产方式上形成了数千年的家户经营传统。法治是自治的一个必要条件，任何程度的自治都需要良好的法律体系。

目前，基层治理广泛运用社会诚信机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促成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推进了社会诚信建设。在治理需求下，这些事务不断被纳入社会诚信评价范围，以社会诚信机制为基层治理手段的趋势日益加强。

在基层治理中，配置性资源主要是指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所拥有的物质和财政资源，包括集体土地、乡镇企业、可支配财源等。受道德评价的两类行为，其中一些虽然受到法律评价，但执法力量渗透监管的成本很高。由此可见，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范围比美国广泛，在市场经济之外涉及社会治理领域。群众表达利益诉求，可以运用权利本位的法治话语，也可以运用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话语，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却难以制约无视义务和责任的群众。

在多维度、多层次的征信系统记录的失信行为中，只有一部分会成为法律上的失信行为，载入失信记录。群众可以运用法治话语，主张维权，要求基层干部尊重权利、履行义务。

四是消费者信用报告的查询记录，包括消费者自己的主动查询和授信机构的查询。在此背景下，社会诚信机制以家庭户作为基本信用单位，对所有家庭成员的社会诚信状况进行记录，由其共同承担诚信激励或失信惩罚，就有相当的合理性。

党的十八大以后，基层治理的探索和创新进入迸发阶段。政策执行日益专业化、多样化，难度和复杂性增高，需要对基层社会按照现代性特征格式化处理，需要将所有的人按照某种规则纳入治理范畴，使之成为治理主体或治理对象。

就基层社会的内生秩序需求而言，由于城镇化发展、社会结构分化、社会流动加剧、市场经济的渗透，基层社会原有的秩序格局发生变化，内生社会价值和地方性规范的效力日益松弛，基层社会出现一些无序现象，如仪式性人情泛滥、面子竞争无度、公益发展难以协调、社区合作弱化等。这是一种滥权行为，实际是借助社会诚信机制来实现政府在绩效考评中获优的愿望，规避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从而使上级政府的绩效考评目标落空。（二）社会诚信关联社会治理的中国特色 社会诚信关联基层治理，有其制度基础。设计社会诚信的具体运行机制并将之融入自治过程，可以将德治和法治的具体要求落实到可操作的自治环节。

一些人向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要求利益，却不承担责任，甚至不讲道德，碰到利益一拥而上，遇上责任和义务退避三舍。司法审判的既判力，非经司法程序不得推翻。

伴随社会管理迈向社会治理，必然出现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工具多样化的趋势，社会事务越来越倾向于由多元主体通过社会机制解决，政府也不断助推社会力量和社会机制介入。社区公共事务往往不能简单使用行政方式，应主要通过自治方式实现治理。

有利或不利后果的承担，不是基于法律上的相关性，而是基于自治程序制定的规则拟制的相关性。这构成了与西方国家的鲜明对比，成为社会诚信机制关联基层治理的基础。

(责任编辑：雅安市)